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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与山东——区划沿革与文化传承
手机mg4355游戏平台  2019-04-09 14:47:45 

 

史前三代的东夷古国  齐鲁疆域变迁与文化消长

郡县演变与文化传承  山东之称与山东设省

    就其区划沿革看,当今的山东省域,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中,大致经历了四大阶段(一)东夷古国林立期(远古至三代);(二)齐鲁诸侯封国期(西周至战国);(三)郡县州府变迁期(秦汉至宋元);(四)省域政区稳定期(明清至民国)。在这漫长的历史变迁中,齐鲁文化始终以此域为摇篮,孕育、形成、延续与传承,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早在史前和夏商时期,山东地区就是我国东方古老的土著民族一东夷人的传统居住地。东夷族,华夏族三大部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东方沿海一带,部落与支系众多,有“夷有九种”(《后汉书·东夷传》)之说。由于自然环境因素的不同与部落间争斗频繁的影响,其活动范围广阔,各族群间难以有清晰的生活疆界和稳定不变的居地。但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历代学者的研究来看,山东则是东夷族生活流动的一个中心区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山东地区的东夷族大体经历了史前部落联盟活跃期、夏商小国林立期和商末地方大国联盟期三个沿革变迁阶段。

    史前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山东更是古代帝王(部落联盟首领)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汉代以前的文献中,不同版本“五帝”人物在齐鲁旧地的活动足迹,有着大量记载。太昊(伏羲氏)“世居鲁地”;炎帝“初都陈,又徙鲁”;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其又“生于寿丘”;颛顼的始都之地亦为“穷桑”;舜帝,《史记·五帝本纪》中虽言其为冀州之人,但早于《史记》数百年的《孟子》却记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所涉地名大多位居山东之地,至少说明,这里是舜主要的活动区域之一。范围从东海诸冯(今山东诸城)至鲁西南雷泽(今山东菏泽),地域广阔,且生活的时间较长。

   “五帝”之中,少昊氏在山东地区的活动与贡献尤为突出。《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可见春秋时期的鲁国人一直将他们的国都视为古代帝王少昊的封地和故都所在。至今曲阜仍有少昊陵遗存,也是少昊在鲁的有力佐证。作为可靠史料记载,《左传》中,还于“昭公十七年”、“昭公二十年”条下分别记载了郑子和晏婴言及少昊氏以鸟命官分封各地的情况,可知少昊之时,从鲁南的郯城(今苏鲁交界的郯城一带)到鲁北的齐地,都为少昊氏部族长期盘踞经营的范围。

    夏代山东区域情况,资料甚少,难知其祥。但周代晚出的《尚书·禹贡》中记载,夏禹分中国之地为“九州”,而山东地区据有其三:衮州、青州及徐州之大部。从地域分布上看,“济河惟衮州,九河既道”,衮州大致在今泰山以西古济水、黄河及其支流一带;“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青州大致在今泰山以北,包括山东半岛在内的中东部地区;而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山东中南部沂水、蒙山直到苏北的羽山一带,为其范围。可见,夏商时代山东实处于九州的中心地位。

    夏商时期,山东东夷民族的发展,是一个从氏族部落向方国林立的发展期。据当代学者不完全统计:山东境内夏商时代方国至少有130余个。在缓慢的发展演进中,方国间联系却是有迹可循的:其多以氏族文化为纽带,形成了多个不同氏族方国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域。例如:属于太昊氏集团的任、宿等九个方国,及少昊氏集团的穷桑、衮、徐、郯等25个方国,多聚居于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属于炎性集团的州、向、纪、莱等,多聚居于泰山以北的潍淄流域;属于高阳氏集团的曹、牟等17国,及陶唐氏的陶、丹、范等,则多聚居于鲁西济河流域。夏商时代,山东地区东夷人势力强大,常常对夏商中央政权构成威胁,产生重大影响,一代政治中心移至山东地区的情况,时有发生。《左传》襄公四年、哀公元年及杜预注有载:夏开国之君启死后至少康中兴之间,此地曾发生后羿和寒浞取代夏政情况,这说明此时期政治中心已移至山东地区,记事所涉有穷氏、寒氏、斟寻、有鬲氏、有仍氏等的地望,都位于今天的山东地区。

    商代后期,山东地区东夷小国林立的局面有了改变,商奄、薄姑及莱国等势力强大的方国出现了。商奄、地望在曲阜一带,之所以称为商奄,极有可能是“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在商末它的势力范围大约扩展至整个汶泗流域;薄姑,则是在泰山以北盘踞齐地的又一大国,其势力范围西至济水,东至潍水的广大地区,《左传·昭公九年》载:“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这说明在周人眼里,商奄、薄姑代表着东方的广阔边疆。周灭商之后,商奄、薄姑联合徐夷、淮夷,与管叔、蔡叔一起反叛,成为周统一东方的两大劲敌。其后周公东征,用了三年时间,才征服了商奄、薄姑等顽抗之敌,为统一天下扫平了最后的障碍。

    商代末期,山东地区还存在着一个夷人大国莱国。其活动地盘,西起潍水流域,东至半岛,范围广大,势力亦强盛。史载当姜太公封齐之时,曾与莱人争营丘,据说经过多次战争,才将之击退东移,但直至春秋时期,莱国仍为齐国东部的一个强国。

    从远古至夏商,山东地区在政区沿革上,经历了由氏族部落到方国林立的变迁,但在文化上却始终保持了土著东夷人文化的传承绵延。其间,山东地区虽未成为政治中心而提升其文化的主导力,却因其文化的高度发达及东夷部族势力的强大,对夷夏文化交流与中原王朝的兴衰产生了巨大影响,亦为华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西周至秦统一的八百年间,是山东区域沿革与文化发展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与变革时期:从疆域变迁上讲,周封齐、鲁,开启了从小国林立向两大国为主体的疆域变迁进程;从文化发展上讲,这一时期进人了从东夷文化到齐鲁文化形成、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变化进程,随着历史发展,经历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不同阶段。

    西周时期,齐、鲁与各国并存,诸侯林立局面并未有大的改变。据《左传》等史籍记载,到春秋初期,山东地区的古国仍有55国之多。其中,一部分是周室分封诸侯,另一部分则为东夷殷商旧国。然而在列国之中,齐、鲁两国仍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齐立国之初,成王即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史记·齐太公世家》)此实为在诸国之中,授予齐国霸主之尊。而鲁为周公封国,封国之始,即得封赐甚厚,具有拥有“天子礼乐”,享用“王礼”之权。齐、鲁在天下封国中的特殊地位,为形成特色鲜明的齐鲁文化奠定了基础。

    西周后期开始,已现列国纷争,诸侯割据,霸主更替之象,各国疆界时变无常,难以确切描述。春秋时期,是齐、鲁疆域迅速扩大,诸侯小国被大量吞灭,山东地区由小国林立向齐鲁主体形成的变化阶段。后世所谓的“齐鲁之邦”,奠定成形于这一时期。但是齐与鲁又各有不同:总体上看夕终春秋之世,齐国疆域一直处在持续扩展之中;而鲁之疆域,则经历了一个前期不断扩展,“嘻公中兴”达至巅峰,而后不断衰败萎缩的发展过程。

    齐国在春秋时期,疆域的扩展历经“三变”:早期,齐桓称霸,灭谭、人遂、服鄣、迁阳,“并国三十五”(《荀子·仲尼》),疆域由原营丘、薄姑旧地扩至“南至于岳阳,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济隋(潍水流域)”一(《管子·小匡》),此为一变;后期,灵公灭莱,东鄙至胶莱河;庄公伐莒国侵介根,东南境至于今诸城、五莲一带;景公灭掉东,半岛一带尽归齐域,此又为一变。春秋战国之交,田氏代齐后,齐之疆域再次生变。一是南侵鲁地。其时鲁已弱如小侯,齐宣公四十四年,齐夺鲁莒、安阳二邑,次年取鲁“都”邑,又三年夺郕邑。此四地,一在鲁南之境,一在鲁西南之境(今菏泽一带),一在鲁南今枣庄峄城一带,一在泗水一带,地盘已括近山东全境。二是西夺卫、魏之地。齐宣公四十九年,“伐卫,取贯丘”,范围扩至今鲁豫边界;齐康公十五年,夺取魏国襄陵(今邹县),地近鲁都城。三是北取燕地。齐康公二十五年,“起兵袭燕国,取桑丘”,北境延至今河北易县、徐水县一带。

    鲁国在春秋之世,南有强楚、北有齐霸,两方受制,国势动荡,疆域不稳,但总体来看,前期其疆域亦不断扩展,至僖公之时达至高峰。春秋初期鲁国的疆界,文献记载不详,据《左传》等书所记,就其北与齐、西与宋、东与莒等国的交战、会盟之地来看,疆域范围大致北到泰山,西至郓城、巨野,南至费县、沂水,东到安丘、诸城一带,国土面积与国家势力,当与齐不相上下,甚至有学者认为彼时鲁强齐弱。僖公在位33年,时当齐桓公称霸后期,他北睦强齐,南征淮夷,疆域迅速扩展。《诗经·鲁颂·閟宫》中,有歌颂鲁嘻公时鲁国强盛的诗句:“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保有凫绎,遂荒徐宅”。据诗句所言可知,鲁国的疆域及势力范围已经东到大海,西抵徐地(今安徽泅县一带),北及泰山,南至淮水流域,已经包括当今山东中南部的广大地区了。然而至春秋后期,鲁国公室衰微,三桓坐大,国力衰退,国土日削,鲁国渐至“状如小侯”了。

    齐、鲁之外,春秋时期山东地区的大国还有莒、曹、宋等国。莒国,周初所封少昊氏后裔之国,故地在今山东莒县一带。春秋时期,莒是齐、鲁之外的东方强国,在齐、鲁、晋等大国会盟冲突中,它是一支为各国看重的借助力量。它先后灭掉了向、祀、郐等国,侵占鲁国的部分土地,疆域一度西达今天的沂水,东至大海,北到安丘,南至苏北一带,春秋之末,被楚国所灭;曹国,为周武王之弟叔振铎的封地,故地在今菏泽(曹州)定陶县境,是春秋时主要侯国之一。疆域最大时尽括当今菏泽、定陶、曹县及其周边地区,由于地近中原,常遭宋国侵扰,亦是晋楚等大国争霸的争取力量和受害者,春秋末期,为宋国所灭。宋国,周初所封殷商后裔之国,故都在河南商丘一带,春秋时的中原大国,宋襄公曾经一度称霸。清人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称,宋在春秋时兼有六国之地。现今山东西南部菏泽、金乡、峰县、东平一带曾为宋国之东疆。

    战国之世,诸侯逐鹿,战争频仍,大国兼并激烈。鲁国国势日益衰落,疆界萎缩至曲阜周边一带,终于于公元前256年为楚国所灭。而山东大部地区并为齐国所据,齐威王到齐湣王之时,齐国接连发动了数次扩张战争:先是齐威王大败魏于马陵,使齐西境达至今山东西境莘县一带;齐宣王时攻燕,几乎灭掉燕国,将齐之北境延至河北南部;齐湣王时,齐国灭宋,西南边境已达河南东部一带了,齐国的疆域不断扩大。

    自西周至战国八百年间,为山东地区文化发展史上极具重大意义的时期。在由邦国林立的东夷旧地,到以齐鲁为主体疆域的发展过程中,山东区域文化的主体—齐鲁文化也创立、发展、成熟起来。值得关注的是,齐与鲁两个大国各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着别样的历史风貌。随着齐国的发展壮大和疆域的不断扩展,齐文化成为承继东夷文化传统,汇融时代百家特色,富有生命力的文化;鲁国则因其与周王室的特殊关系,成为周鲁文化中心,并随着春秋时期鲁国的国势发展和疆域扩大,其作用与地位凸显于诸侯各国。由于鲁国作为礼乐文化中心具有深厚的底蕴,春秋私学因孔子创办于此而率先发生与发展壮大,以儒学为主体的鲁文化,并未因国力衰退和疆域萎缩而衰落,反而在春秋末期及战国时代,被发扬光大,其以文化的软实力,在战国之世强化了齐、鲁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山东区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齐鲁文化形成、发展而成熟起来。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以儒学为整合体,齐鲁文化上升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并对此后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秦汉统二到宋元时代,为山东历史上政区变化最纷繁复杂的时期。改朝换代必有地方的辖域变迁,一朝之中政区数变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变化的基础都是以秦代郡县之制为基础。

    秦灭六国,废封蕃,设郡县,奠定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政区变迁的基石。秦初全国共设36郡,山东居其三。后又析地置郡,增置12郡至48郡。其中析置最多者在于齐鲁:将齐地之郡,析二为七,增至八郡,山东地区计有临淄郡、琅琊郡、济北郡、即墨郡、城阳郡、博阳郡、胶西郡、薛郡,及东海、清河二郡之一部、东郡大部,共辖97县之地。

    西汉至西晋,为王侯封国与郡(州)县并存时期。汉代设立封国,也以山东为重镇,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封长子刘肥于临淄,为齐王,其领域“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国,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几与春秋首霸齐桓公时期大致相当,而其都城“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为当时富庶繁华的大都市。

    东晋北朝时期,山东政区战乱频仍,朝代易迭,“疆境之守,彼此不常”(《通典·州郡》)。政区变化大致以州、郡、县为主,其间南燕建国山东境内,都于广固(今青州一带),疆域“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巨野,北薄于河”(《读史方舆纪要》卷三)。

    隋唐时期,政区设道、州、县,山东属于河南道,下设10州、110余县;宋代设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于今山东之境,下辖10州100余县。

    以“山东”之名,指称当今山东之域,则始于金代。金太宗天会十五年,金将所统治地区划分为17路,沿袭宋代旧制,将京东东、西路改为山东东、西两路。元代山东由中书省(中央)管辖,设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域内分六路23州、102县。明代洪武年间,山东行中书省设立,自此山东以“省”统一政区,省会由青州移至济南。清代沿用明制,山东省域之内,区划基本稳定。乾隆年间设立济南、东昌、泰安、武定、充州、沂州、曹州、登州、青州九府,及临清、济宁两个直隶州,下辖96县。

    纵览数千年山东政区沿革的历史,山东文化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过程中随时代变迁的印记清晰可见:三代以前,作为东夷文化中心区域,邦国林立的历史面貌,反映出在中华文明起源时期,山东地区即是一个开发早、族群集中、文化发达的核心区之一,为齐鲁两国的建立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独特地位的“轴心时代”,也是山东文化史上最辉煌灿烂的阶段。齐鲁两大国,一为霸主之国,一为礼义之邦,伟人先哲,多出齐鲁,诸子百家,悉汇斯地。孔子、墨子、管子、孙子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活跃在这片土地上,齐鲁成为百家争鸣、文化荟萃的“重心”之地,放射出璀璨的光芒。齐鲁两国国力强盛,疆界占据当今山东省的绝大部分区域,甚至延至河南、河北、江苏之境,奠定了后世所称的“齐鲁之邦”的地域范围。秦汉时期,政治、文化中心西移中原,但以齐、鲁之学为主要特色的齐鲁文化仍在山东之地传承延续,并发扬光大。人才繁盛,学者如云,是历代最高统治者特别关注的东方之地,因而王侯分封,郡国之设,数量远胜他邦。魏晋以降,延至宋元时,政治文化重心或西移关中、河洛,或南迁江、浙、苏、皖,山东虽为孔孟之乡,圣地灵光依然生辉,但毕竟地处海隅边睡,旧邦之地,设为一般州府,唐属河南道,宋称京东路,其战略地位的式微与回落不言山东政区省域稳定,文化复盛,山左文坛,人才辈出,誉播海内。其西境运河贯其南北,为南北交通中枢;其东临大海,为东亚海运枢纽及对外开放门户,在南北文化融合及中外文化交流中,山东发挥着重要的大陆桥作用。

    山东之区域变迁和文化传承,可作一体观。数千年间,齐鲁文化经历了一个孕育、形成、发展、传承不息的过程。这是山东区域文化形成的内核,也是后代传承不息的文化之根。自秦汉以迄明清,历代政区变革,聚分无常,州郡之设,复杂多变,但变中亦有不变:历史上山东之域始终有一个聚而不散、传而不衰的称谓:“齐鲁”。

   “齐鲁”合称,见诸文献,始于战国,秦汉时期已被广泛使用,历代传称,千年不衰。究其原因,旧邦故称为其表,文化精神为其骨。既承载着历史变迁中,齐鲁文化在山东之地传承不息的史实,也反映出历代国人对这个礼义之邦优良传统的尊祟、向往与怀恋。从汉武帝的“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的文化向往,到隋代人“齐鲁富经学”的慨然感叹;从《北史·儒林列传》“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岌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的真实记载,到宋代学者苏辙“吾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的衷心表白,都反映出在政区沿革变迁的历史长河中,齐鲁文化传统在山东之地永传不息的生命力及对历代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影响。宋代山东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客居江南后所写的诗句: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曾记当年稷下时,犹道人挥泪如雨。”反映的正是历代山东人对于齐鲁大地经久不衰的历史记忆与难以排解的故乡情结。


    转自:中国齐鲁文化促进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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