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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重心”到人文圣地—历史地位与贡献
手机mg4355游戏平台  2019-04-09 14:53:32 

文化“重心”的奠基与形成 重心到圣地的演变

圣地的提升与发展 圣地的影响与贡献

    中国地域广大,幅员辽阔,在中华文明发展长河中,各个地区的历史贡献既有差别,在不同时代中也有不同的重心所在。在中华文明发展的早期,尤其是被当代学者称作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区便是中华文明的“重心”所在,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有的专家认为:“以孔子来代表枢轴时代的中国思想方式可谓事所当然。”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一个重心便是齐鲁。”分析这一“重心”形成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史前夏商的孕育期;二是齐鲁立国的奠基期;三是春秋战国的形成期;四是秦汉时代的结晶期。

    这一文化“重心”很早便在山东这片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上开始孕育。20世纪30年代山东发现龙山文化以来,大量考古挖掘表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区是一个由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考古文化组成,自成序列、独立发展的高文化区。而大汉口文化出土陶文、龙山文化出土文字陶片的系列发现,规模不等的龙山文化城的大量发现,以及诸多关于上古泰山宗教文化的传说与记载,都足以证明:山东地区确是一个黄河文明发展程度很高的核心区域。

    夏商时代的山东是邦国林立的东夷古国文化区。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型贵族墓葬和济南大辛庄商代文化遗址中,挖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等随葬品,尤其是苏埠屯“亚丑”青铜城与大辛庄大量刻有文字的卜骨的被发现,先后在全国学术界引发轰动。苏埠屯大墓被认为:“墓主人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它是殷墟之外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殉人最多的贵族葬地。而大辛庄甲骨文是自甲骨文首次发现于殷墟104年后的第二次被发现。根据这些齐、鲁旧地上的文化出土,结合商末分别占据潍淄流域与汶泗流域的两个东方大国薄姑与商奄起兵反周的历史史实来看,诸国之中齐、鲁两国分封之地是两个文化发展水平很高的高文化区应无异议。

    齐、鲁之所以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重心”之地,固然与它自古以来形成的深厚文化积淀和雄厚经济基础有关,而其发展的契机则与商周之际的巨大社会变革和齐、鲁的分封建国有着直接关系。

    商周之替,从中华大地早期民族关系角度来看,是夷夏冲突之中,处于西方黄土高原的夏族对东方的夷族的军事胜利;从社会发展变革的角度看,则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作为殷商方重镇的薄姑与商奄,因其对周政权的激烈抗争,使得这两个处于泰山南北的殷商旧地显现出极端的重要性,周公东征灭奄与薄姑的胜利,更使周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这两个东方熏镇的战略意义,于是将太公封于薄姑旧地,将周公封于商奄旧地。

    周王室的分封齐鲁是富有远见的政治之举,大约他们已经感受到东方殷商势力的反抗既是一场实力较量,也是一场文化冲突,周统治者为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标,有意在东方建文化据点与军事堡垒。因而周封天下特重齐、鲁,将姜太公与周公这两位灭商统帅和安邦首辅分封齐、鲁之地。

    周封齐鲁,从军事与文化两个方面,用心深远:封姜太公于齐,意在建立镇抚东方的军事重镇;封周公于鲁,则意在保存与传播周文化于东夷之地。封国之初,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史记·周本纪》),授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从而奠定了后世齐国称霸的基础;而封鲁之时,则特别将一些代表文化传统的传世文物、典策、器物,以及主持王室祭祀的职业官员配送于鲁,又将供王室之用的“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让鲁国享有“王礼”。意在保存、传承周文化于东夷之地,使之成为礼乐之都,这为齐、鲁分别成为东方的军事、文化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封之始,齐、鲁即享有周天子赐予“特权”,齐鲁为东方文化重镇的深厚基础在立国之初就已奠定。

    立国之后,齐、鲁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建国方针,发挥各自的既有优势,大大夯实了成为文化“重心”的基础。齐国简政从俗,工商立国,尊贤尚功—莫定了霸业基础;鲁国崇礼革俗,强农固本,尊尊亲亲一一促成了礼乐之邦的形成。这些都为齐鲁在春秋战国之世成一长为中国文化的“重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春秋之世,王室衰微,列国争霸,乱象纷生,但却给齐鲁发展为中华文化“重心”带来了新的机遇。齐鲁两国一兴礼乐,一骋霸业,共同构筑起东方之地的文化重心地位。

    鲁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礼乐文化中心,首先在于它秉持周礼,以礼治国,诸侯大多因尊周礼而尊鲁。《左传·闵公二年》有载:齐桓公欲伐鲁,大夫仲孙湫劝止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因秉周礼而不可伐,这清楚说明了鲁在当时列国中独享的文化地位。其次鲁大量保存了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礼乐典章。史籍有记,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乐工为其演奏了国风、小雅、大雅与颂乐,让季札甚为惊叹。鲁昭公二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看了礼乐陈设及典章图志,盛赞“周礼尽在鲁”。而孔子周游列国“自卫返鲁,然后乐正”,彼时鲁存诗三千余篇,经孔子删治,“皆弦歌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成三百篇之《诗经》。可见,到春秋末期,鲁国无论在典章、器物保存,还是文化人才荟萃都堪为集大成之地。周的礼乐文化既已汇聚、保存在鲁国,鲁自然成为周礼文化的代表及中心所在。

    与鲁国以发展礼乐文化提升“重心”地位相映生辉,齐国以霸业成为当时诸侯各国政治、文化交往的中心。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于春秋前期成就霸业近半个世纪。齐桓称霸是以主会盟、尊周室、倡礼义、伐戎狄、护中原为其主要形式。如孔子所赞许的:“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其霸业成为一种备受称赞的“仁”举,主要靠的是诸侯会盟而不是靠武力征服和战争攻伐。从会盟的内容看,虽有政治、军事因素,但主要还是在文化上求取共识。管仲认为,齐桓公是“以礼与信居诸侯,……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传’僖公七年》)。《孟子·告子下》记载了齐桓公葵丘会盟的一些具体条款,如要求诸侯“诛不孝”、“尊贤育才”、“尊老慈幼”等。由此可以大致说明,齐桓公称霸目的主要在于文化层面的主导性影响,或者说文化霸业。故而清代学者马驌对齐桓霸业的盟会有定性总结:“衣裳兵车之会,大率尊天子而亦仁义。”齐桓公的征伐主要是针对当时“天子卑弱,诸侯力争,南夷北狄交伐中国”(《管子·大匡》)的局面而力图加以改变,其南伐荆楚,北征戎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制南北方落后民族对中原文化的侵扰破坏,“中原诸侯各国联合起来,并逐渐消除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通界线,这是中华民族走向统一的一个必要步骤”。桓公之后,齐国国势发展略有衰落,至景公时再有“复霸”之势,终春秋之世,齐国国力强盛,城市繁荣,一直为东方一霸,是影响巨大的文化大国。

    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的出现,正是齐鲁文化共同影响的产出,而孔子一生的活动与贡献,又将齐鲁文化向“重心”地位的迈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其后战国时代齐鲁文化重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孔子对齐鲁文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孔子开中国私学教育之先河,他的广收门徒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从“学在官府”到与之对立的“学移民间”的划时代的标志。他以“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授徒讲学,弟子多起微贱,开启了“平民以学术进身而预贵族之位”的时代之变。私学之风一开,学人大量涌现,既为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兴起奠定了人才基础,亦为礼贤下士社会风尚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二是孔子借重于鲁国丰富的文献典藏,整理三代以来传世的古文献,编定“六经”,打破了贵族的文化垄断,使之走向社会,传于后世,由此使得齐鲁成为古代文献的整理编订之所与传世经典产生之地,私家著述的典范也因此而生成,可以说战国诸子百家的产生正是以之为思想资源的。三是孔子为齐鲁之地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史记》记载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有72人之多,而孔子弟子中,以鲁人与齐人为最多,传之后世而知名者,达70%以上。孔子思想薪火相继,弟子再传弟子众多,战国之时已有“孔墨弟子满天下”之说,齐鲁之地形成了一个当时社会人才的培养、产出基地。

    战国以降,大国争雄,求霸图存,社会思想活跃,文化上则出现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列国纷争、战争频仍而又思想自由的时代,齐、鲁文化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更进一步显现出来。

    表现之一为诸子各家及其代表人物多出于齐鲁。《汉书·艺文志》言:“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百家学派主张传世,代表人物可考者九家而已,其中产生重大影响者,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载,只有六家:儒、道、法、墨、阴阳、名家。六家之中以其代表人物来看,儒家之孔、孟,墨家之墨翟,都是鲁人;阴阳家之邹衍、邹奭,皆为齐人。濡家另一思想代表人物荀子虽为赵人,但年及十五即游学齐国稷下,“三为祭酒”,久居齐国数十年,实可视作齐人。其他三家,与齐鲁之关系亦密不可分:老、庄虽皆非齐、鲁之人(庄子,一考为今山东东明县人),但《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将伊尹与太公(姜尚)列为道家之首,还将《管子》列人道家典籍,这说明在老、庄未出现前,道家思想的萌芽当与齐国有着深厚的渊源。事实上,太公封齐,以道术治国,太公与道家关系匪浅。而先秦道家的重要一派—稷下黄老学派的形成、发展,则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齐人田骈、接予及环渊等一大批齐之稷下先生是其代表性人物。而法家人物虽多出秦、晋,但法家与齐国的关系也源远流长,甚为密切。辅助齐桓称霸的管仲就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人物,齐国崇尚管仲的学者形成了一个管仲学派,亦号称齐法家,思想观点大多集藏于《管子》一书中。荀子的“隆礼近法”及其理论体系则非常明显地受到了齐法家学说的强烈影响,正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和李斯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者与践行者。名家著名代表人物中,邓析、公孙龙子之外,另两位名家学者尹文和宋钘则是著名的稷下先生,曾长期在齐国居留讲学。可见,道、法、名三家亦与齐鲁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表现之二为齐国稷下学宫为百家争鸣的中心之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称:“扶植战国学术,使臻昌隆盛遂之境者,初推魏文,继则齐之稷下。”田齐政权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立稷下学宫,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影响了整个战国之世。当时各国的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稷下学宫,人数多至“数千人”,展开自由争鸣,百家理论与学说纷纷登坛稷下讲堂。被称为稷下先生著述总汇的《管子》,成为汇聚各家学派的理论成果。稷下学宫作为田齐政权官办的大学堂,存在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学者之众,影响之深远,都远非魏文侯及以信陵君等“四君子”为代表的私人养士者所能望其项背。稷下实际上已经成为战国时代最大的学术活动中心,更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与活动场所,郭沫若曾有过一个公允的评价:“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

    表现之三为战国诸子之中的“显学”儒、墨两家出自齐鲁之地并在此获得发展。儒、墨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两个学派,《韩非子·显学》将之称为“显学”,两派就其共同特点看,一是弟子众多,有谓“孔墨徒属弟子,充满天下”;二是支派林立,世称“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三是影响巨大,《吕氏春秋·当染》称赞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四是人物品次极高,儒家学派中不仅产生出如子思、曾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大师,还产生出众多传播、发展孔子思想的“圣贤”人物,如七十二子等。墨家学派中也产生出一些如公输般等对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杰出人物。

    就儒、墨两家看,虽并称“显学”,实则两大高层次的智力集团活跃于世,其所务各有侧重:儒家重教育,着意于培养精神之贵族;墨家重实务,着意于培养实干家。前者开中国人文教育之先导,为当时人文科学领域之翘楚;后者则开中国科技教育之先河,是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高端。儒、墨两家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并峙之双峰。儒墨两大“显学”,俱出齐鲁,是这一文化“重心”产出的重大硕果。

    表现之四为先秦齐鲁兵学的发达。春秋战国时代历经五百余年的诸侯称霸、列国逐鹿,冲突时有,战争频发,从军事背学及实战经验角度,对战争的战略、战术进行理论总结而结硕果者,首推齐国的军事家。先秦时代传世的兵书有所谓“六大兵法”,即《六韬》、《司马兵法》、《孙子兵法》、《孙殡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前四种兵书著者皆为齐人,而著《吴子兵法》的吴起虽为卫人,也曾在鲁国出仕多年。事实上先秦兵书出于齐者远不止以上数部,齐地人所著《管子》、《荀子》、《鲁连子》等书中都载有重要的兵学内容,而《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子晚子》一书,班固有注:“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也当为齐人所著兵书。齐人中的军事家,除享誉世界的孙武子之外,如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腆、田单,乃至田忌、齐威王等,都是卓然出众于中国军事史上的兵家巨星。春秋战国五百年间,列国争霸,诸侯称雄,兵学兴盛本不足为奇,但众多的军事家与兵学典籍多出自齐地,则反映了齐国兵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根基。这为文化“重心”的发展增添了一道瑰丽的风景线。

    秦统一天下后,齐鲁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心”地位,并为因社会政治、文化的统一而黯然消亡,而是在新的大一统帝国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深深影响着秦汉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秦代,齐鲁文化是对秦始皇影响最大的区域文化。这可从秦始皇对齐鲁文化前后不同的戏剧性态度变化中反映出来。前期,始皇的态度可用“二最”概括。一是最向往、重视齐鲁之地。他在统一全国后的11年中,四次东巡而三至齐鲁,一登泰山,三到琅琊,不仅游遍齐鲁名山大川及半岛海岸线,而且处处刻石勒功,《史记·秦始皇本纪》共记始皇刻石七处,其中五处留于齐鲁。二是最倚重信任齐鲁儒生与方士。秦始皇于朝廷立博士70人,其中多为齐鲁籍之人,使之参议朝政,以供随时请教问询,还曾“东至郡县,与鲁诸生议望祭山川之事”。他听信了方士“不死之药殆可得”的虚说,“甘心于神仙之道”,上行下效,结果造成了“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趋咸阳者以千数”。而后期,始皇的态度则由爱及恨,先焚诸子之书,再坑方士儒生,主要打击的对象正是齐鲁学人,从而酿成了毁灭文化的历史惨剧。原因固然有儒生在政治上固执的偏见和迂腐的犯上,及方士倡言仙术的欺骗而招致报复的因素,实质上这是源自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齐鲁的文化强势与以攻战而统一天下的秦专制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秦始皇这位刚惶自用的暴虐君主对齐鲁文化前恭而后据的态度转变终于造成悲剧的发生。但秦朝国祚短暂,至汉文化复兴,齐鲁文化仍然显示出优于其他地域的“重心”地位。

    汉代在政治、文化乃至经济方面受齐鲁文化影响之明显,以汉初为最。从高祖至武帝时期近百年间,作为文化“重心”的齐鲁文化之优势风貌尽皆显露于世。

    其一,登上帝位的刘邦由鄙儒而尊孔,开了封建帝王祭孔之先风。汉家之业起于楚地,刘邦又是一个“谓读书无益”之人,素对儒生无好感,但是面对秦二世即告速亡的教训和大一统帝国建立后的急需,他还是虚心听取了儒道兼治的大学者陆贾等人的劝告,重用齐人叔孙通制定了朝廷礼仪,并接纳叔孙通的意见“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史记·叔孙通传》)。高祖十二年刘邦在平淮返归途中,又亲赴曲阜召见儒生,并以太牢之礼隆祭孔子,成为历代王朝中第一个祭孔的帝王。

    其二,黄老之学在汉初政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形成于齐国稷下的黄老之学,齐亡后一直在齐地胶西一带传播发展。《史记》记,刘邦庶长子刘肥封齐国,曹参为相于齐,以“黄老之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曹参后为汉相国,倡言“人主之于不言之教”的黄老之学,因而亦成为颇受汉初统治者欢迎的治国良方。有记载,文帝“本修黄老之言……其治尚清静无为”;因“窦太后好皇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初所谓“文景之治”,治术多用黄老,且一直延续到武帝建元年间,“罢黜百家”后方告结束,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

    其三,齐鲁之学居于汉代经学主流地位。儒家经学历经战国以迄秦汉的代代传授,在齐鲁之地形成了丰厚的社会根底和人才基础。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后,经学传授复盛,一时大师云集,其中多为齐鲁之人,几成垄断之势,齐鲁“重心”优势尽显。《史记·儒林列传》言汉初传经的五经八师中,伏生、田何、申公、辕固生、高堂生、胡毋生等六位皆是齐鲁之人,而另一位经师赵人董仲舒与胡毋生同为齐人公羊寿之弟子,亦为齐学培育。钱穆著《自秦焚书后至汉文景时代之博士》一文,考证出汉初经学博士12人,其中八人是齐鲁之士,还有董仲舒、晁错等受齐学影响者多人。可见汉初经学研究与传授,齐鲁之士实据垄断地位。

    汉代经学最重师法,经学宗师多出齐鲁。所谓汉代经学的昌明、极盛时期,实际也就是齐鲁之学传播的黄金时代,所以两汉经学的繁盛,齐鲁之学实居主流地位。齐鲁之学于经学研究的主导,还反映在东汉今古文经学之争中所涉儒学大师如孔氏之长彦、季彦,何休等俱为齐鲁之人,而东汉之末山东人郑玄更是“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以融合古今、遍注群经的学术成就,成为今古文学之集大成者。这是文化“重心”的齐鲁文化,在大二统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的又一大贡献。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家思想在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下与时俱进、不断演变的必然结果,它是齐鲁文化“重心”地位在新的大一统时期重要的文化结晶,由此也使齐鲁走上了中华民族人文圣地之位。

    董仲舒,赵人,但负笈求学于齐,为公羊学大师。他既得孔学真传,又得齐学之教,成为一位在新的大一统社会文化环境下,能够博采百家、融通齐鲁,推动儒学趋时求合的一代儒家宗师。《史记·儒林列传》有记“兰陵王臧,受诗申公,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鲁诗大学者王臧是汉武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如钱穆所言:“王臧尝傅武帝,特见亲信,帝之好儒术,渊源当在此。”在某种意义上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非董仲舒不能,非汉武帝不成,二人的政见耦合自有其文化渊源。这个渊源便是齐鲁之学。

    董氏儒学,既推明孔子,阐扬仁学,又汲取齐学之阴阳五行,讲天人感应,还兼采墨、法学派尚同、法治等思想,将儒学改铸成新学说,从此儒学由“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学术思想“登堂人室”,进一步发展成为王朝政治的御用之具,儒学由此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所秉承的圭臬。可以说董氏儒学正是鲁学、齐学融合的结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分水岭,儒学由诸子百家之一的学派跃升为独享一国独尊的官学,同时齐鲁旧地也进人了圣地时代。圣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随孔子地位的不断攀升而发展,随圣人、圣迹、圣裔范围的不断加封而扩大,到明清时代达于巅峰。山东“圣地”之称具有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一是圣人。孔子汉代封“公”—“褒成宣尼公”;北魏封“圣”—“文圣尼父”;唐代封“王”—“文宣王”;北宋则“圣”“王”合一—“至圣文宣王”;历代加封,“圣人”成为孔子代称。非但如此,其弟子后学,也因之称圣:颜回称“复圣”,曾子称“宗圣”,子思称“述圣”,孟子称“亚圣”,山东成为众多圣人的故乡。二是圣迹。孔子故居一孔庙称为“圣庙”;孔子墓地—孔林称为”“至圣林;孔家当年水井称“圣水井”;供奉孔子上五代祖先之地则称“承圣门”、“崇圣祠”;孔子父母祀所则称“启圣殿”;“启圣王寝殿”等。邹城孟子故居之地则建有“亚圣庙”、“亚圣府”、“亚圣林”及“孟母林”等,还有复圣庙(颜庙)、宗圣庙(曾庙)等圣迹。三是圣裔。孔子后代嫡孙自汉代即袭封“褒成侯”爵位,宋仁宗时其嫡孙被封为“衍圣公”,并赐建官、宅合一的府第孔府,称“圣府”。孟氏、颜氏亦建有亚圣府、颜府等,世世袭封。孔、孟、颜、曾等后裔随时代发展遍布全国各地,但仍以山东为其故乡。而孔氏子弟死后大都归葬曲阜,孔林至今已有10万坟家之多。以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为代表的圣人系统,以孔庙、孔林为代表的圣迹系统,以孔府为代表的圣裔系统,“三圣”为中心构筑了山东的圣地文化标志,形成了由精神到物质传承不息的辉煌的圣地气象。

    自西汉至清末的两千余年间,以孔孟为代表,以“三孔”、“四孟”为标志物的圣地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在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弘扬传统文明中发挥了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文化影响力。它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它是民族认同的标志。汉代以后,中国经历了三次北方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实施异族统治的历史时期。经过金戈铁马的攻战和腥风血雨镇压之后,那些在马上得天下而在人口数量及文化发展均处劣势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多首先拜渴圣地,献祭孔子,从这里认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由此切人汉人的精神世界,吮吸丰富的文化营养,以增强统治的文化软实力。他们加封孔子,大修孔庙,重用孔氏后裔,以对圣人的尊崇展示对中华主体文明的认同,而传统中国人—汉人从他们对孔子的膜拜中,看到了异族统治者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夏夷文化的趋同,从而接受被统治的现实而安于现状。这在客观上也为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最终使异族政权的主体文化统一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这样的例证史不乏书。例如在北朝时,鲜卑族的北魏政权统治者孝文帝,它不仅首封孔子为“文圣尼父”—此为孔子称为“圣人”之始;而且重置鲁郡,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又定献祭孔庙之制,封孔子后裔为“崇圣大夫”,并且在京师立孔庙,亲至阙里祭孔,由此缓和了与汉家世族的矛盾,巩固了政权。在实行大规模“汉化”政策之后,北魏成为北朝十六国中,延续时间最长,也最隐固的政权之一。金代女真族人侵中原后,衍圣公随赵宋政权南迁至浙江衢州,但金代治者仍于统治山东后的第二年始,采取了一系列尊孔措施,并在曲阜重立孔氏后裔为衍圣公,这样形成孔府南北二宗的局[面。元代统一中国后,不仅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且以加官晋爵之策,使南北孔府合宗,归于山东曲阜。他们还采取在京师大建孔庙,扩建阙里孔庙,分开庙、宅,扩建孔府,升衍圣公为三品爵等措施,以示尊孔重教,以消弭汉人的防抗情绪。清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伊始,即展现对孔子的尊崇之态,对“圣地”大加建设,清朝尊孔超越前代,达到了两千年来登峰造极程度。开国之帝顺治于顺治元年即厚赐衍圣公祭田两千余顷,使孔林扩增二十一顷,并在明代衍圣公享一品官禄基础上,又颁命衍圣公为“文官之首”,特赐其在紫禁城骑马、御道上行走等位极人臣的尊荣。仅顺治十余年间,先后两次加溢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与“至圣先师”。康熙帝更是亲临曲阜祭孔,题以“万一世师表”匾额悬挂孔庙,尊崇之至,无以复加。可以说,孔子之“圣人”、山东之“圣地”地位步步跃升,至于极高,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特意尊孔不无关系。正是孔子及孔子故乡的巨大文化影响力,使历史上三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高度认同与高度融合的时期。

    其二,它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支柱。崇孔尊儒,始于大一统的汉代。刘邦亲赴曲阜,开帝王祭孔之先;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更是看到了孔子与儒学对维护国家统一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孔子及其学说可以治理社会丈维护天下的统一、防止一统的分裂。由此开始,后代历代王朝无不以尊孔崇圣作为维护统一的象征,实现对天下的教化,以此引领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策为维护统一作出贡献。统治者也以推尊孔子,显示尊崇传统文明,仁爱天下的姿态,作为孔子思想的维护者、传承者、推广者,借助于孔子,明君仁君形象由此树立,统治者筑起了维护政权的精神堡垒,孔子及其圣地成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统一的思想支柱。因而历代统一王朝的盛世,无不在尊孔上大做文章。汉后,唐代贞观之世孔子升为“先圣”,尊为“先父”,玄宗开元天宝盛世追溢孔子“文宣王”,宋代真宗改孔子溢为“至圣文宣王”,仁宗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明代永乐时加封衍圣公为正一品,清代乾隆帝以三跪九叩大礼亲拜孔子,一生八临曲阜,并将女儿嫁进孔门。随着历史发展,孔子地位愈来愈高,“三孔”地位愈来愈显,儒家思想的社会稳定繁荣的聚合作用日益凸显。

    其三,它是历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孔子一生的主要职业是传道授业之师,后代统治者加封晋爵,封公封王,位极尊显,但“至圣先师”封号最为至上,“师”与“圣”的结合,推动中国社会形成了两千余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孔子还是中华传统道德的理论创始者与践行者,千百年来,上至帝王下至黎庶百姓,中国人以朝圣的心态来到“三孔”为代表的圣地,崇孔子,读其书,观其迹,想见其为人,历览千秋风云,钦慕孔子人格道德的伟大与永恒,无不受到强烈的感染与熏陶,使孔子的故乡成为中国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和道德灵魂的安抚之地。作为文化圣地,孔子故乡中遗留的孔子及其弟子的印迹,历代先贤哲人的石刻墨宝,及往昔尊孔祭孔的遗迹等,是海内外中国人认识领略中华五千年文明,抒思今怀古幽情,发民族自豪之感直观而集中的实在展示,也是寄托对孔子敬慕,接受儒家文化熏陶,激发道德自省力量,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净化自我灵魂的精神家园。

    其四,它是传统道德文明的示范之乡。孔子故乡的圣地文化发展,有着优握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历史基础,齐鲁之地的山东,形成了不同层次的传承发扬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中华传统道德的示范之乡:一是形成了以孔府、孟府为中心的孔、孟后裔的道德示范之家。清人纪峋昀题孔府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既是对孔府社会地位的真实表述,也是对孔氏后裔道德律条的概括。自汉代始,孔氏后裔封爵,往往兼任曲阜县令,其职分之一,即监管孔氏宗亲。宋代封孔子嫡裔为衍圣公,元后官宅合一,孔府主要职能之一即是管理、教育庞大的圣裔家族。明清两朝,孔府官署位至一品,主要职能之一仍在教育、管理孔孟后裔。据记载,为提升孔子后裔的道德文化水准,魏晋时期,孔府即设立家学。宋代则在孔庙之侧设庙学,专收孔氏子孙入学。明代则将孔、孟、颜、曾子孙设学教育,称“四氏学”。孔府中为使孔氏后裔遵承祖训,道德读书传家,制订了严格的家规族训,以训诫子孙。四姓圣裔子孙无不以慎终追远,尊承祖训为人生最大追求与恪守律条。这样就使得孔子故乡形成了以圣裔家族为核心的群体庞大的道德示范之家。

    二是作为孔子故乡的山东人群体性的道德践行与示范。作为孔子故乡的山东人,既有圣地之人的自豪感,也有礼义之邦的道德自律。特别在明清设省以后,孔孟之乡的百姓长期沐其风,浴其俗,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质朴醇厚的人格修养,形成了特殊的道德风尚:一是崇德之风。山东人特重道德评判,讲究以德传家,以德为尚,力为道德楷模。二是重教之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山东人传承不息的社会共识。读书受教,提高文化素养,成就才能,以为国家之用,是山东人的不懈追求。三是尊老之风。“孝为百行之原”,孝敬父母为人生在世的天职、山东人特重“孝”,由此形成了山东人浓重的乡土观念和恋乡情怀。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一文中说过:“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兴衰,也时时在转动,比较上最能长期稳定的应首推山东省。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暨如西方的希腊人,则在中国首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说的就是山东人在传统道德层面的示范与代表作用!


    转自:中国齐鲁文化促进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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